摘要：今年博士毕业，郑雅君决定回到家乡甘肃工作，这让很多人意外。一位同龄学者惊讶地问她：“您一路开挂的人生，怎么忽然朝另一个方向去了？”
她像拿到了人生逆袭剧本。出生在西北小城，少年丧父，但在高度竞争的学术赛道上，成了聚光灯下的人。从复旦到港大，硕士论文即罕见出版。书的名字叫《金榜题名之后》，卖成现象级畅销书，两年后的现在，还有成堆的书寄过来，等着她签名。
郑雅君自己也从未想过会返乡。做决定的那一两个月，痛苦几乎将她压垮。她后来形容那段痛苦，“像割掉体内一个长了很久、很深的毒瘤。”
这个“毒瘤”，就是优绩主义。或者如她所说，是那个“好学生脚本”——一个人只有不停赢，才能感到自己有价值。
她是怎么脱离向上流动这条轨道的？在抛弃旧脚本后，她又怎么建立的“新脚本”？
抱着疑问，我在甘肃见到了她。郑雅君已经回乡半年，她仍在适应家乡的种种，但确信自己做出了正确的选择——她的人生需要一种自洽，而回乡，是她找到答案的方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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视频剪辑|王婉霖
从人上人到人中人
病房的窗外，能看到西北小城张掖的三种基本颜色：湛蓝的天，浓烈的绿叶，以及接近土色的成群建筑。停车场背后，是一座高架桥。每隔几小时，会有一列绿皮火车开过，慢吞吞地，从车头进入窗户算起，用掉大概80秒，最后一节车厢从窗户消失。
六月最后一周，郑雅君大多待在这间病房，照顾母亲。她母亲打乒乓球，摔了，右手右脚双双骨折。
得知消息时，郑雅君正在县中做田野研究。开车回市区的路上，大脑中那个“专门用于研究我妈”的区域迅速启动——她猜到母亲会内疚、自责、要强，所以她必须显得轻松——用社会学的话说，“这也是展演”。
一个多小时后，她出现在病房，满脸笑嘻嘻：“哎呀，这就不算个啥事嘛”。
但她母亲连着几天都很沮丧。打着石膏，她雕塑般躺在病床上，止不住叹气，“咋能遇上这么倒霉的事，我平时多小心，拖个地都得穿上防滑拖鞋”。
“人本来就是脆弱的”“这是老天爷让你休息哩”。郑雅君变着话安慰。她给母亲揉腿、擦身，更多时候陪着，“主要负责提供情绪价值”。
张掖医院，郑雅君给住院的母亲揉腿。 周航 摄
很难把眼前的郑雅君与精英学者形象联系起来。在香港读博时她穿旗袍，精心搭配首饰，现在她穿短袖、工装裤，忙起来脸都不洗。她翘着腿，和来看望的阿姨们“喧话”，聊她们早年头当儿媳妇的卑微、谁家孩子在哪工作，经常笑到露出两排牙。走廊里就能听到她豪迈的笑声，像尖锐的打嗝，“鹅鹅鹅”。
为了照顾母亲，郑雅君推掉兰州一个学术会议。原本发言主题是“从人上人到人中人”，后来她向对方解释为何失约，“忙着去当人中人了”。
但一个社会学者的后台是不会轻易关闭的。走出病房，她津津乐道老人们彼此的称呼，后缀都冠以职业生涯的最高职位，以表尊重，哪怕下岗半辈子了。“你不觉得很有趣吗？”一边开车，她一边眯起眼睛说。
学者郑雅君的语言也不一样。病房里，她口头禅是西北方言“对着”，好像什么都对着呢。私下聊天，她夹杂中英文，带着学者的谨慎，说最多的一个词是“somehow”，“因为某种未知原因”。
一年前，她还计划去上海的985高校工作。somehow，现在她回到家乡，即将入职兰州一所“双非”（非985、211）学校。
病房里来看望的长辈也好奇，她为什么回乡。气氛融洽的午后，母亲的一个闺蜜，替正在东部读研的女儿问：“外面的世界那么好、那么发达，雅君姐姐为什么回家了？”
郑雅君盘着腿，坐在空床上，一口气回答很多。她说到复旦的导师曾再三建议她回西北——“坦率点说就是这里‘学阀’少”，年轻人发展空间更大，“但是我那个时候执念太深，一直听不进”。
但更重要的是家庭，或者说牵动她过去多年生活的关系。“我这么多年在外头，所有人都替我付出代价。”她说，“要让他们一直为我付代价到什么时候？”
张掖医院，郑雅君和丈夫带母亲去散步。周航 摄
比成绩更重要的是什么
今年2月，郑雅君和丈夫结束美国访学，回到甘肃。就像很多成功校友一样，很快她受母校邀请，给培优班的初三学生做讲座。
毕业很多年，她依旧是中学的传说。曾经的班主任现在成了校长，不止一次讲过她的励志故事——11岁，郑雅君父亲因车祸去世。高一上，她成绩还在几百名开外。她付出天花板级别的努力，上厕所、打点滴时也在学习。高一下，她挤入年级前五。最后，她全校第一、全省40名，考入复旦社会学院。
然而，如果说35岁的教育社会学者郑雅君有什么对手，正是过去的她，尤其传说中那个“完美好学生”。这天她的演讲题目是，“面对新高考，比成绩更重要的是什么？”
讲座开始，她描绘了一系列状态，询问学生们，这是你吗？
——我的学习其实缺乏内在动机。
——我感觉自己的成绩就标定了自己在别人眼中的价值，如果成绩不够好，就不够资格提出自己的需要。
——我很难接受自己成绩退步，甚至到了情绪困扰的地步。
她让老师闭起眼后，逐条念，一半学生举起了表示认同的手。然后郑雅君告诉他们，她描述的其实是当年的自己。她不是怪物般的好学生，也和他们一样脆弱、迷茫。
另一次，她给高一学生开班会，还“自爆黑料”：自己当年考试，会故意快速翻卷子，让其他人感到压力。学生们在下面笑得东倒西歪。
她想表达的是，自己过去的学习动力畸形，“价值感建立在把别人踩在脚下”。而这种动力易碎、有后遗症。这也是为什么后来，当她在复旦成了落后的一个，曾经历漫长的自我怀疑。
入学复旦大学时的郑雅君。讲述者提供
刚进入复旦，她染一头土气的黄发，内心被自卑、焦虑淹没，经常一个人偷偷哭。就像高中，她每次考试前因为压力爆哭，以至于第一次高考，紧张到想不起来勾股定理，彻底砸了。大学里，她永远在模仿别人的步伐。学完英语，获得出国交换机会已经大四，“也不知道到底要出去做啥，只是庆幸你总算看上去正常了。”
后来学习社会学，她认识到，这不是她一个人的迷茫，也不是因为自己不够努力，而是来自阶层、环境和文化的塑造。
在张掖母校的讲座，几乎所有学生都举手赞同——我有时候会对未来的事浮想联翩，但总被提醒“不要想这么多，先把学习学好”。
比成绩更重要的，郑雅君说，是一个人的“主体性”。又一个社会学术语。但她擅长翻译成学生也听得懂的话。她的PPT出现一辆汽车，行驶在高速公路，接着跳出配字：你指望谁帮你开车？AI？父母？老师？还是张雪峰？
她把这个问题留给了学生们。提到张雪峰，学生们都笑了。
离开教室，校长和她说，这些全市顶尖的学生其实都很迷茫，“别说驾驶座了，副驾驶也没他们的位置”。
郑雅君参加公益活动，图为年轻人写下的最困扰的事。周航 摄
你为什么而努力？
郑雅君自己是在硕士阶段真正握上了方向盘，驶入学术赛道。
她的导师、复旦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熊庆年，当时过了60岁，原本不打算再带硕士生，但在郑雅君身上，他看到了难得的学术潜质，将她招入门下。
本科时期，郑雅君就组织几个同学，超预期地完成熊庆年交派的全校问卷数据分析工作。考虑郑雅君本科因为出国交换延毕，熊庆年建议，继续挖掘数据，完善本科论文，两年就能毕业，“把耽搁的时间抢回来”。他估计，“十个学生里有九个愿意这样”。但郑雅君选择了更难的路。
郑雅君主动提出，做一项质性研究，搞清为什么西部学生、农村学生，哪怕进了一流大学，也会迷茫和挫败。
熊庆年听了很惊喜。他在农场做了八年知青，是1977年恢复高考后首届大学生，对农村有深刻的了解。而且这也是教育研究里缺乏的。那么多年，他在全国参加学术会议，收到名片得有上千张，来自西部的只有寥寥几张。“我支持她大胆去做”。
郑雅君与导师熊庆年。讲述者提供
接下去一年多，郑雅君在上海和北京，访谈了几十位名校学生。为了控制勤奋这一变量，她选择的访谈对象绩点均在前50%。每次开场，郑雅君会先讲自己的故事：一个来自西部单亲家庭的女孩，也曾为未来迷茫。她用自我讲述来拉近心理距离。访谈通常持续几小时，结束后，她不仅多了份数据，还多了一位朋友，对方往往愿意介绍下一个受访者。
越聊得多，她越意识到：大学像复杂迷宫，不同出路对应着不同出口，学生必须提前布局、攒够筹码。而当小镇做题家们还在摸索方向时，一些出身优渥的学生，则凭借背景文化的优势，仿佛早早拿到了地图。
熊庆年支持下，这篇硕士论文后来出版为《金榜题名之后》。书中对教育公平、阶层流动的探讨，引发了广泛关注，两年多来，累计再版11次，卖了快10万本，以至于市面上出现多种盗版。
出版后，她走到哪儿都能遇到读者。在兰州开会，有学生主动申请做她的研究助理；在银川参加公益组织活动，有志愿者递来一页纸的感谢信，感谢她让人看见了“教育公平里具体而微的细节”。
这本书如此成功，也获得学界认可。最重要一条原因，她的丈夫、教育社会学者李晓亮觉得是，“她研究的其实是她自己。”
郑雅君在银川参加公益活动，一位学生给她写的纸条。
事实上，进入硕士阶段后，郑雅君经历着一场自我解构的过程。重新成为优等生后，她开始怀疑，自己一直追求的优秀，可能并没有什么意义。
高等教育研究所在复旦并不算热门，许多学生是跨校考入。而她这位本校保研生，很快成为出挑的一个，论文频频发表、获奖。她发现，仅仅换了一个环境，自己又优秀了。但想到那些去了哈耶普斯麻（哈佛、耶鲁等）的同学，她又觉得，自己好像还不够好。
就像一条鱼，她跳出鱼缸，看到了好学生脚本的荒谬之处。“如果你的成功或者优秀，建立在和别人不停的比较上，那它是一个变动不居的标准，就觉得很荒诞。”她说，“难道我要一直这样升级打怪？难道我还要去哈佛打吗？””
她也问每个访谈对象：你为什么而努力？她发现，哪怕原本有距离感的上海学生，同样困在这个问题中，“在人生意义这个问题上，这个世界其实很公平”。
她还问过熊庆年，做学术的意义在哪里？几天后，熊庆年回了一封邮件，附上自己过去的论文列表，自嘲“现在看大部分都是垃圾”。
熊庆年想告诉她的是，学术没那么神圣，不过一种职业、一份“饭碗”。“咱们得先按既定的游戏规则干，干好了，才能真正去遵从内心，追求有兴趣的东西。”
听了许多答案，郑雅君唯一能确认的是：她曾拼尽全力追求的那种“胜过别人的优秀”，仅仅从逻辑上推导，就是个错误答案。“因为不make sense（没意义）。”
当“好学生脚本”开始松动，她的人生有了许多变化。像是大脑里一个更真实的她被激活了。第二天要旅行，作业写了2/3也交了，先睡一觉，“换以前肯定通宵也要写完”。以前和朋友吃饭准时到，“身为优秀的人，怎么能没有自制力呢”。现在她经常忘了时间迟到，“我也没办法，我就是这么个人”。
最大的变化是博士二年级，她毫无预告地告诉朋友，“我要结婚了”。
如果人生不是一场比赛
对于郑雅君的闪婚，身边朋友都感到震惊。她需要一遍遍介绍自己的丈夫李晓亮。
他是她港大师兄，在西北师大任教。那时已经三十七八岁。他和高富帅沾不上边，农村出身，父母双亡，没什么钱，还不善言谈，学术上也不算高产。郑雅君说，“不是我们这个社会容易认定的人才”。
听完介绍，导师熊庆年很支持她的选择。他理解，就和当初做研究一样，这段感情也是“共情的结果”。两个人都经历过原生家庭破碎，“产生共鸣的感情最为持久”。
母亲住院第二天，她丈夫就从兰州坐五六个小时绿皮车过来，手里提着张折叠床。母亲几次称赞女婿的细心。饭桌上他几乎不主动说话，只是不停给你的杯子添热水。在病房里，他关心丈母娘，也不时关心隔壁病床无人陪伴的农村阿姨。
本科室友吕倩文知道，当时还有其他人追郑雅君，家庭条件好得多。她看来，郑雅君选择了那个能让她做自己的人。
郑雅君说，她内心始终有个难以满足的情感缺口。11岁时，她的父亲，县里的发改委主任，因为车祸离世。她的人生从此背负上旁人难以想象的压力，不仅仅为了她自己，也为了她母亲。
母亲刘希芹至今提起往事都会瞬间落泪。她人人羡慕的家庭，突然“落成人下人”。她记得小城街上人们投来的可怜目光，她告诉女儿，“我们已经是很可怜的人，不能因为自己不努力变成更可怜的人”。
但刚进高中，郑雅君就恋爱了。周末，她偷偷去市场约会，刘希芹怀疑女儿去吸毒了，跟在后面，然后被发现、被甩开，站在大街上，她只觉得，“天都要塌了”。
她调换工作，更多时间陪伴女儿。她看教育心理节目，学会了“从堵到疏”，到后来还给女儿男朋友洗衣服、做饭。然后奇迹发生了。郑雅君成绩突飞猛进，还大大超过她预期。
但郑雅君说，没有什么奇迹，她的努力来自于内心的情感渴求——高分才能赢得谈恋爱的自由，才能让母亲不痛苦，获得平静。
现在，丈夫是那个听她说话最久，从不打断她的人，提供了郑雅君最需要的一样东西：情感上的安全感。
但故事从来不是完美的。婚后，郑雅君从穿旗袍、举高脚杯、和朋友讨论形而上问题的港大精英，变成了“天天和恶房东交涉的黄脸婆”。婚后一年，他们有了孩子，生活更是充实得过分，连和朋友说话力气都没了，时间和精力同时被吞噬掉。
最激烈的争吵，总是围绕丈夫的论文展开。结婚时，他们规划去长三角，攒够成果才能敲开东部高校的大门。郑雅君问，你最近那个研究做咋样、能不能发表，丈夫难以回答、沉默，有时自责到哭泣。郑雅君一看也说不了啥，也觉得自己太苛责，再安慰一番。
这天深夜，从医院照顾母亲回来，他们坐在沙发上，一块回忆往事。面对问题，丈夫需要停顿几秒，她等不及，总给他答了。
“反正这些都过去了，”她看了眼丈夫，拍了两下后背，决定把话说得更坦率，“我就直接说实话了”。
“那时候我就感觉人生上了贼船了，没有办法再像以前那样创造什么很厉害的记录。我现在是骑虎难下，要不是因为娃娃，我就不想过了，我要继续去过我那种成功者的日子，要过那种有很多光环的日子。”
郑雅君现在笑着回忆这些。人生不是一条直线向前，而是反复的、曲折的、矛盾的。即便你怀疑好学生脚本，但也总是被它的幽灵掌控。这些也是她想表达的。“可能我内心深处，总在用世俗的一套绩效考核指标来套他，也套我自己。”她说。
丈夫目光对着茶几，也不打断妻子，就像这晚的大多数时间，只是安静坐着。
郑雅君在兰州参加学术会议。
新脚本
如果不是去年经历选择的巨大痛苦，郑雅君自己也没想到，“原来已经（好学生脚本）中毒那么深了”。
《金榜题名之后》出版后，上海一所“985高校”邀请她去做博后。她和很多朋友说过，自己会去那工作。直到半年多前，邀约即将过期，她发现自己根本做不了决定。就像两条胳膊，她的家庭和事业，“不管怎么选，都得断一条”。
那时她和丈夫一块在美国访学，中秋节那天，原本有聚餐，但她难受得起不来床。她看着自己的大拇指甲盖，因为焦虑和压力陷了下去。
她躺在床上，止不住哭，内心不断否定着自己。是自己不够优秀。如果她多发几篇牛刊就好了。如果她足够优秀，就有地位给丈夫也谋求一份教职了。为什么要把精力用来写那本没有用的书？用在那些公益项目上？
郑雅君从没想过回家工作。她厌恶家乡的一切、贫穷、落后，餐厅里总有人吸烟，路口红灯时不时坏了，好像办什么事都要托关系。而且，“这片土地的社会常识是，有本事的人都要出去的。”
一两个月里，她都经历着“起不来床、醒来就哭”的痛苦。这痛苦也是更长时间里的。过去几年，他们几乎划遍整张地图。从长三角、珠三角，到长沙、昆明，但始终没有比兰州更好的选择。高校门槛几乎每年都在抬升，丈夫有前一年谈的不错，到第二年变得遥不可及了。他们想过双城，但没人能独立带孩子。还讨论丈夫索性转行，但她也不觉得，自己能养起一个上海的家。
母亲刘希芹最能体会到女儿的痛苦。电话里，郑雅君说，“上海的事情可能有变化”，语气之虚弱，她瞬间意识女儿痛苦的程度。
为了让女儿走出去，她付出了一个母亲所能的全部努力。女儿复读那年，她送了一整年的午饭到教室。女儿上了大学，假期里回来恶补豆瓣高分电影，她也陪着看，看不懂就看第二遍、第三遍。为女儿博士论文发问卷，她找遍了所有能找的人。
多年来，她听女儿说外面的美好，“真的不能接受”她人生的某种倒退。
但在下一通电话里，刘希芹克制自己的失落，提出回兰州的选项。她不停描绘兰州的种种好处。冬天不冷，夏天不热，打仗打不到，没有病虫，没有自然灾害，生活压力还小。“回来多好啊”，她说，“离我们又近。”
刘希芹觉得这通安慰无力，没有说进女儿心里，女儿当时好像也没什么反应。
但郑雅君几次向我提起那通电话。对她来说这通电话非常重要。回乡好像意味着失败、下坠，“对我来说就是向下流动”，她害怕“妈妈以为我不优秀了”。但那通电话，宣告了母亲的爱，“原来妈妈是爱我的，我没有让她那么光荣，好像也没事。”
上海的工作邀约过期了。她给导师发微信，“我最后可能还是回兰州”。已经退休的熊庆年回了一个支持的表情。那其实也是过去几年他的建议。
做出选择后，她感到轻松，像一场大病得到治愈，“就像割掉体内一个长得很深很久的毒瘤”。
这毒瘤，就是她口中的好学生脚本。她进一步看清了这个脚本的核心——一种深植内心的向上流动的执念，基于一整套叙事：人生是竞赛，只有够努力够聪明够强大，才能赢得尊严，获得想象中对自身苦难的救赎。它本质的驱动力是恐惧。她恐惧之一是，“如果不优秀，母亲会像高一那样崩溃。”
她越来越确信，自己做对了选择。现实也在一次次回应她：新脚本是存在的。
做出返乡决定后不久，她跟丈夫去拜访他在西藏的英语老师。一个白人，人生最黄金的时光，在西藏教了28年英语。现在她60岁了，没有结婚、没有孩子，但并不感到沮丧，在餐桌上兴致勃勃分享自己错过的爱情。
老人也聊自己为什么到西藏工作。她的父母一生都在印度做社区服务，她跟着长大，打小就学会藏语。她母亲的愿望就是去西藏，而当她有了这样的机会，她激动地感到，那就是自己想要的人生。一个关于“this is who I am（我之为我）”的故事。
郑雅君听着她传奇的人生，惊叹之外，也感到惭愧，“回到我的家乡，去爱我家乡的人，这很难吗？难道甘肃的小孩，就不值得你投入心血吗？”
后来她告诉丈夫。选择回乡，她并不委屈。她不仅仅为了家庭，也为了她自己，“回乡对我来说有独特价值。”
新的人生脚本没有标准答案，但也有一些共同的方向——人生不应只是场比赛，没赢过别人，仍能获得尊重和幸福，它不一定向上，但肯定是向内的，找到更真实的自我，与他人建立真诚的连接。
这是经历现实所不能后，事后才有的意义构建么？郑雅君不觉得如此。她的研究、她的婚姻，其实早就沿着新脚本在前进了。
现在她的儿子已经四岁了。每次拿着幼儿园的小红花回家，她夸奖，但都补充一句，“就算没有小红花，妈妈也爱你”。
他们给孩子取名“小笨笨”。丈夫的意思是不自作聪明、笨鸟先飞。但郑雅君的解释是，希望儿子不要被聪明的评价困住。“如果他就是一个爬行动物，那就不用飞”。“重要的是成为他自己”。她说。
2025年7月，郑雅君在港大参加毕业典礼，图为她和丈夫李晓亮、孩子的合影。讲述者提供
田野
母亲的情况稳定后，郑雅君总算找到时间，开车驶上通往县中的高速公路。
西北辽阔，笔直的路，两旁满眼的草地和庄稼，视线一直延到远处群峰，白云互相簇拥着，山顶积雪闪着光。郑雅君喜欢这条路。在上海、在香港，生活日新月异，但这里，时间好像格外慢，她也不那么频繁刷朋友圈了。
六月末的这天，学校办运动会。午后，操场上开始接力比赛。学生们奋力奔跑，眼神坚毅得像把所有未来赌在这一棒上。
郑雅君熟悉这些眼神。某种程度上，她就是为这些眼神，来这里做研究。
那是一年多前，她和上海的几位朋友一块来考察。当时学校办文化艺术节，学生们在台上演出，也展现出同样的眼神，“执着、凌厉、坚毅”，“一种不知道前面有什么，但无论有什么都一往无前的眼神”。
表演结束，学生们往台下扔纸飞机。郑雅君捡起其中一只，打开来，上面写着——“有的时候，我们比的不过是谁更破釜沉舟”。
她一下感到被击中了。她想到了自己曾付出的惨烈努力。她想，“到底还有多少人，要吃多少苦，再接着去吃我后面吃的那么多苦”，然后她哭了，眼泪止不住掉。
郑雅君捡到的纸飞机。讲述者提供
尽管暑期才入职西北师范大学，但回乡后，冬天还没过去，郑雅君就迫不及待来这里开启新研究。也是凭借家乡深厚关系，她才能申请到宿舍、办公桌。
这个下午，郑雅君第一项工作是玩游戏。操场上，几个班学生都在玩同一种打人游戏：石头剪刀布，赢家可以用两个手指，用力击打输者的小臂。
郑雅君参与进去，玩了十分钟，直到几个人手臂都红了，她才用轻松的口吻，提出疑问：“哎我真不知道，你们为啥玩这么无聊的游戏呢？”
“可能因为打人很爽”。一个男孩笑着回答。
这不是郑雅君第一次玩打人游戏，她的小臂还留着上次的淤青。上次，她给出改良建议，将打人变成夸人，结果试了一圈，学生们觉得没意思，不玩了。
后来她向我分享自己的理解，学生们可能是在锻炼对疼痛的忍受力，又或者通过游戏“合理化”打人这件事，也可能像自残，用一种痛苦掩盖另一种痛苦。
在田野现场，她更多只是倾听。如果说做田野有什么技巧，她觉得学会倾听是最重要一条。
一个学生主动坐在她面前诉说痛苦。母亲不识字、脾气差，经常莫名其妙打他。他考分低了，即使排名更高，挨打。母亲不会用智能手机，他帮她换现钱，花了几块，又挨打，还摔碎哥哥送的二手电脑。
“你恨她吗？”郑雅君问。
“恨。”男生说。
“那你哭了吗？”
“太多了，都哭不出来了”。
男生撸起外套，那里有密密麻麻的像是手工刀的细口子。郑雅君问多少同学有这样的自残，他说，“大概两三成”。
这些孩子精神上的痛苦让郑雅君震惊。但她也只能说些安慰的话，“等你以后有更大本事、更多选择机会，那你就会有更多自由，去掌控你的人生。”“可能生活也没给过你母亲选择的机会”。
回到家乡后，郑雅君完成了一种学术的转身。她依旧在赛道上，该评职称、拿项目，都会去做，“但把自我价值和这些剥离了”。她不再热衷写过去她称之为“抖机灵”的论文了。
她计划用三年时间，陪伴这所西北高原的县中一个班学生到毕业。也没必要着急。在学术圈，资源也集中在大城市、名校，她觉得既然已经远离这场精英游戏，“我还急什么”。在县中宿舍，她甚至看得进《道德经》了。
又一次，35岁这年，郑雅君审视过去，意识到自己的研究都围绕成功者展开。今年，面试教职，她PPT里的长期规划是，探索“失败者教育学”：在零和博弈的考试社会，如何教会下一代竞争失败，比教会他们如何成功更重要。
这个想法来自那些小镇做题家的来信。有人名校硕士毕业，四年没找到工作，又回去高考了。也来自身边亲友。有人大学退学，被家族视作羞耻，甚至不被允许参加祖父葬礼。这些故事都触动着她。
她也受学术圈影响，比如美国社会学家米歇尔·拉蒙特近年对“美国梦”的批评——“一小撮人的成功，建立在大多数人的失败之上。”她觉得，这一现象在中国同样存在。
开车回张掖市区的路上，她握着方向盘说，“这就是我存在的意义。This is who I am。”
张掖某县中，郑雅君访谈完学生做田野笔记。周航 摄
缝合
像是命运的伏线。三四年前，郑雅君写《金榜题名之后》，在书的最后，她引用社会学家迪迪埃·埃里蓬的《回归故里》，勉励“小镇做题家”不必抛弃自我，“一个厌弃自身原生文化的人即使取得了成功，也终将因情感和精神的无所归依而饱受折磨。”
那时候，她还没考虑过回乡，只是想着用研究与出身维持联系。
真的回到故乡，她开始体会到一些很特别的感受，像过去的她，和现在的她，在慢慢自我缝合。
她重新恢复了一段高中同桌的友情。她们很多年没联系，四年前在张掖，两个人怀着孕相遇了。母亲住院后，现在她是郑雅君能托付孩子的好朋友。
曾经的郑雅君不觉得以后会和同学们保持什么联系。她执着于胜利，以至于看着那些不努力的同学，会心生困惑，“难道他们想去扫大街吗？”
她现在也参与到母亲、继父的夕阳红朋友圈。她跟着一个叔叔学了几礼拜车。放过去，她会把对方当“工具人”，母亲会帮她还掉人情。现在，她坐下来，仔细听叔叔讲创业故事，为他的失败感到伤心。说到底，她和他们都一样，是脆弱的、普通的人。
她以非常积极姿态重新融入家乡。过去她像个游客，去哪都被带着。现在她自己开车，坚持不用导航，“哪有本地人用导航”。只是老开错，“哎呀我们开到哪了”，但一点不沮丧，笑嘻嘻的，重新打开导航。
在张掖见到郑雅君的日子，绝大多数时候，她显得能量满满，即使连着几天睡很少，第二天也看不到疲惫。只有极少数瞬间，她显示了自己的脆弱——母亲在病床上，满眼泪光讲述她一路的优秀时，她显得很不安，一个劲抠手，最后默默走出了病房。
郑雅居仍然不满家乡的许多。在兰州，从高铁站出来，她讨厌上前拉客的黑车司机。路牌也不知道咋做的，她走错两回，去到一个锁着的出口。
但现在她觉得，自己对这些也有责任。看到那些动不动就坏的公共设施，她已经打了好几次12345。
终于，她决定在兰州买房。这段时间，她忙着搬家。她从香港带回来的旗袍，之前都成箱堆着，现在又挂了起来。
收拾完房子，她觉得还差点什么，想到父亲的字。她的父亲写一手好字，几米长的书法作品，她和母亲一张张打开，挑选。
她挑中了其中一幅，“白马秋风塞上 杏花烟雨江南”。她不知道父亲为什么写这幅字，只觉得很奇妙，“他用对联，把我断裂的人生给接了起来。”
郑雅君为新家挑选出父亲的字 。周航 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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